故宫也要变网红?!

但凡上网的人就知道,故宫这几年的互联网转型风生水起:文创商品与脑洞文案的搭配服用方案至今引领风潮;推出的8款APP赢得了“故宫出品必属佳作”的口碑;至于上半年在B站大红大紫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早已用实力证明了突破次元壁活捉90后不过分分钟的事。

不过对故宫来说,这些旁人眼中好像开挂的成绩,不过是手握600年强势资源的它,随便出张牌就能碾压全场的证明。而到现在,故宫终于打算认真理一下手里的牌,也组一个大IP给你们看看!

连故宫都要推IP了!你怕了吗!【原文

大IP小试变现:开放第一天收入两万多银元

在人们还没有开始用“IP”这个概念去理解世界运转的时候,故宫已经率先证明了一个超级IP的号召能力。1925年10月10日,原本属于皇家的紫禁城第一次作为博物馆向普通百姓开放,一天内接待的游客数量就超过了两万人。

从皇家宫殿到开放园林

故宫中随处可见旧朝印记故宫中随处可见旧朝印记

与如今不同的是,当时的故宫全体开放以供参观,中轴线、三大殿尤为热闹:殿外的参观者挤不进去,殿里的则挤出不来,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一天下来嗓子都喊哑了。闭馆之后打扫卫生,光被踩掉的鞋子就捡了一筐。

后来成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文物专家朱家溍当时年方12岁,随全家共襄盛举。在他眼里,宫殿都保持着溥仪离宫时的景象:枕头床褥像随手抓乱还没整理的样子,屋内的供果瓶花早已枯萎,月份牌还翻在1924年11月5日那一页。很多年后他回忆起来:“小孩子不懂什么,但也知道这里原是皇宫,过去百姓是不能进来的。今天不但能进来,而且每个院落都走遍了,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

首日门票狂收2万银元

直到现在,每年来到故宫的参观者中,绝大多数或许还都是奔着这个目的而来:相比原状陈列里包含的史料、礼制、文化、艺术等丰富信息,他们的兴趣点更为简单粗暴:终于可以进入皇帝待过的紫禁城一窥究竟。

故宫博物院门票的价格已经涨了几百倍故宫博物院门票的价格已经涨了几百倍

这是这个世界级IP无可替代的粉丝基础,由此带来的变现能力,在开放首日便可见一斑:当时故宫的票价是1银元,首日当天的门票收入就高达两万多银元——毕竟1920年章士钊发动上海工商界为毛泽东的革命事业捐款,筹集了2万银元,已被称作“巨款”。

而一银元的定价,在当时对普通市民而言,也不能说是一个亲民的价格。据了解,当时故宫一个普通员工的月薪是15银元。而在1920年代的北平,一个四口之家每月12银元的伙食费便“足可维持小康水平”。 放在今天,大概相当于一个粉丝拿出全家1/12的生活费去看一场演出,但故宫这位超级“明星”的演出,那可是全年无休,风雨无阻。

长线运营600年,清宫戏助推故宫IP

作为皇家宫殿有600年历史,作为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也已经走过了90多年,但故宫每年的游客人次至今仍能保持1500多万,为世界第一。以至于故宫这些年一直在发出限流的呼声——如果要考察一个IP的长线运营能力,故宫显然是个中翘楚。

大众吸引力的来源,除了5A级景区、国家级博物馆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在许多中国人的想象世界里,故宫基本一肩挑起了大半个古代世界。具体到帝王生活、宫闱秘史,抽象到传统文化、历史变迁、王朝兴替……每个关键词背后几乎都能冉冉升起一座紫禁城。

当故宫遇上清宫戏

与学术研究不同,在IP角度理解,人们对故宫的印象主要来自各种强调故事性、趣味性的文艺作品。如果真要给故宫IP一个明确的界定,博物院馆藏的文化资源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只是极小的核心,而外层如雪球般越滚越大的,是通过源源不断的文艺作品堆积的民间想象——不知有多少人是通过《鹿鼎记》第一次知道了慈宁宫,又有多少人是通过《还珠格格》第一次知道了漱芳斋。而当提起雍正,眼前浮现的是唐国强还是吴奇隆的脸,很容易用来区分观众的年龄与代际。

小燕子住的漱芳斋其实并不在故宫取景小燕子住的漱芳斋其实并不在故宫取景

事实上,在30多年的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中,清宫戏出了相当多的爆款。一方面,传统的文以载道式的严肃历史剧如《康熙大帝》、《雍正王朝》仍保有其市场;另一方面,与如今的IP连接更紧密的、强调故事性的戏说、宫斗、穿越题材更逐渐占领了大量用户。

涉及故宫的影视作品许多并未亲至故宫拍摄。1980年代初,文化部文物局对借故宫场地、道具拍摄影视作品审批尚松,由此发生了电影《谭嗣同》在拍摄期间损坏了清宫文物地毯的事件。此后审批开始严格,影视剧组即便被批准进入故宫,也无法进入内殿拍摄,并常常只能借用没有游客的未开放区。例如,《戏说乾隆》和《金枝欲孽》在故宫拍了部分外景,而《宰相刘罗锅》只有“个别镜头”,至于《还珠格格》,则借的是恭王府和北影厂的景,小燕子的漱芳斋其实在承德避暑山庄。

进入2000年之后,因为明清影视城的落成使用,清宫戏主要拍摄阵地开始转移到横店。比如《甄嬛传》便是在横店的低配版紫禁城拍摄。只是作为一个皇城根下长大的北京人,相比其他创作者,导演郑晓龙在后期花了额外的力气,一点一点把镜头中出现的横店山景全修掉了。

一个例子是,3年前曾有游客打破故宫翊坤宫原状陈列的一块玻璃,造成一座展品文物钟表落地受损。事情本身得到了处理:肇事者被刑拘,而文物由修复部门进行了修复。而故宫院长单霁翔当时在对媒体说明情况时,讲了一个颇有趣味的细节:他解释翊坤宫位于西线,原本游客稀少,但在《甄嬛传》热播之后,倒是多了不少游客:很多人特地绕道过来参观剧中“华妃凉凉”的寝宫。

真实历史难敌“狗血”故事

1986年贝纳多·贝托鲁奇执导的《末代皇帝》,成为进入故宫内殿取景的最后一部电影,溥仪登基和最后回到故宫的两场戏都是在太和殿拍摄,饰演溥仪的尊龙坐上了真正的龙椅。当时剧组拟请朱家溍担任顾问,朱家溍没有答应,但应邀去了一趟北影厂的片场参观,最大感受是:“这不可能。”片中建筑、礼仪、服装、化妆……凡入眼者“处处有问题”。

《末代皇帝》在故宫内取景《末代皇帝》在故宫内取景

剧组并没有就专家意见修改拍摄计划,反而是电影发行全球,获奖频仍。从来没到过中国的观众由此见到了遥远的神秘国度与悲情皇帝;而很多国内的年轻人,也开始借助一个西方导演的眼光,去理解那段在他们看来已经久远的历史。

显然,多数观众对“真实”的需求,远不如剧情好看来得重要。比如李翰祥执导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今天看来几乎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史料价值,是至今使用真实清代宫殿和皇家园林陵寝建筑最多的影视作品,其中部分服装、首饰还直接用了清宫旧藏的文物。然而对于老百姓而言,它可能并没有比《还珠格格》来得赏心悦目,哪怕后者连故宫的外景都没有机会去拍。

充满虚构与演义的故事或许令学术界不以为然,却真实构成了故宫IP的用户基础。那些从逻辑或史实推敲并无可能,却能够在荧幕上热火朝天的悲欢离合或勾心斗角,成为了今日大众对过去历史产生好奇的情感原点。在这个意义上,每一部热播的清宫戏穿越剧,不仅是自身IP的成功,客观上也增加了故宫的IP价值。不管故宫作为一个专业文博机构自身意愿如何,在IP的角度,它已经被推为所有这类明清宫廷故事的共同上线。

如今的故宫,权威也能接地气

在清宫戏兴盛那几年,打开电视随便换台,到处都是一片紫禁城的红墙黄瓦。然而在现实里,故宫还是宫门紧闭、形象傲娇,不与秦塞通人烟。

它当然有条件高冷:我国博物馆中的第一梯队,与国博同列文化部直属两大博物馆,全中国的文博系统里就它有自己的出版社。甚至,它还有自己研究自己的学科“故宫学”,自己研究自己的机构“故宫研究院”,下属一室十五所,光出版的学术专著就有百余种,手头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还有两个。

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精英与流行文化之间就保持着这样尴尬的关系:前者拥有顶尖的知识体系,却无法通过有效的文化产品传达给大众;后者拥有广大受众,在知识传播上却时不时出现瑕疵。

《我在故宫修文物》突破次元壁

这道壁垒,故宫当然也不是一步跨过去的。作为一个博物馆,保管藏品、研究藏品自然是故宫的工作重点,只是在现实文化教育的环境下,它比较自觉地意识到了,让文物、文化与受众建立连接的重要性。

这当然不是简单地让专家改行去给大众做讲解就能完成,但或许第一步,可以让人看到专家是怎么工作的。于是《我在故宫修文物》出现了。这部每集投资50万、拍摄4个月的小成本制作,在网络播出后点击量破百万,在故宫看来,“该片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凝结在器物上的一代又一代匠人的匠心,也就是‘工匠精神’”。

《我在故宫修文物》突破次元壁受到关注《我在故宫修文物》突破次元壁受到关注

一个有趣的对比是,《我在故宫修文物》其实是2015年故宫为了90年院庆与央视纪录频道的合作。而2005年故宫为80年院庆也准备了一部献礼片:12集纪录片《故宫》。

《故宫》拍摄历时两年,从摄影到配乐,从前期的艺术顾问到后期的动画制作,无一不是大拿操刀,播出平台则是央视一套,豆瓣上也达到了9.0的高分。相比《我在故宫修文物》在摄影、文案乃至剪辑上不时流露的青涩,《故宫》堪称是经典之作,被评价为“无论是画面,内容还是气质,都绝对不逊于Discovery或者国家地理的出品”。

但佳作与爆款之间从来没有必然等号。《故宫》对纪录片爱好者或故宫粉而言,应该是相比NHK《故宫的珍宝》亦不遑多让的大成之作。但现在让一个无甚基础的普通观众重看,“被教育”的感觉仍相当明显:12集的体量面面俱到,从故宫兴建、历史兴替、藏品博览,最后讲到展望未来,结构规整如教科书。

而《我在故宫修文物》则在网络时代,做到了既有口碑又有热度。或许是因为,它可能更符合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知识学习方式:切口小巧,视角平易,镜头像普通观众一样带着好奇心。许多原本可能被认为与主题无关而无法呈现的生活、工作细节被原原本本地保留下来,增加了观众的亲切感。它不追求一个发言人般的滴水不漏,也不追求一种权威式的一言九鼎,它更像是年轻人熟悉的一种交流方式。比如说,“在故宫修文物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对一些学术机构而言,学术研究与公众教育还是无法调和的两端,但故宫早已摒弃这样的思路。如今的故宫,可以用塔尖与塔基理解这样的关系:塔尖可以是在研究上保持绝对的高度与权威。但同时,也要打造一个足够大、足够稳的底座,不必让观众先望而生畏,而是先让他有进门的兴趣,慢慢登堂入室。

文创产品一年收入十个亿,冷宫成了冰箱贴

2013年,台北故宫一款“朕知道了”胶带走红网络,当时的主要舆论都感慨为何北京故宫做不出这样的产品。

但不过一年之后,有人在知乎问“为什么北京故宫不能制作出富有创造力的产品”,底下的回答却使他修改了问题描述:“这个问题提出时间已经很久了,我承认现在故宫实体周边比原来有进步。”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承认,以往故宫文化产品注重历史性、知识性、艺术性,但是由于缺少趣味性、实用性、互动性,与大量社会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消费诉求存在较大距离。为此,故宫近年来特地研究了大众感兴趣的文化元素,尤其是了解不同年龄段用户的差异性文化需求,重新确定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和营销策略。

“冷宫”、“御膳房”全成了冰箱贴

社会公众需求成为故宫研发文创产品的最重要的导向。有网友提议生产“冷宫”冰箱贴,“故宫淘宝”不仅从善如流,还要一奉二地推出了“御膳房”冰箱贴,产品刚上架就售罄。而购买的消费者同时还收到一份说明,介绍故宫其实并没有“冷宫”这一宫。在这个案例中,真实的用户需求、富有趣味的文化创意,以及承担社会教育功能的知识普及达成了一致。

如今在网络得到大量传播的故宫文创产品多是这一类:价格与风格都靠拢年轻群体,富有创意与趣味性,兼具实用性。比如朝珠耳机、“如朕亲临”行李牌、顶戴花翎官帽防晒伞、“朕就是这样汉子”折扇等。